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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受攝影的考驗—托默賀曼導演訪談

    也許我們可以這樣總結這次賀曼導演作品專題的內容:經受攝影的考驗。導演在拍攝一部作品時,無法置身事外,讓自己超脫於拍攝的內容;因此,他必須加入到這個整體當中,讓自己也接受攝影的審問與質疑,讓觀眾自己決定影片的內容與猶疑飄盪。賀曼導演在這次訪問當中將回答如何進行這樣的一場試煉。

問:可以先請導演簡單介紹一下這次的作品嗎? 

答:我希望這次的訪談能夠是開放的對話。這次金馬影展放映的四部作品可以說是從酷兒角度出發,選了我的四部作品。我在這幾年間拍了七到八部長片,其中有些是為了電視而製作的系列。我覺得很有趣的是這次在金馬影展有人選了這四部作品,而不是導演或創作者自己選了這四部作品,迫使觀眾知道了解什麼,我也的確覺得這些影片當中有箇中關聯。

這些影片都是來自於以色列,我的文化與國家。當這些作品在美國放映時,那裡的觀眾也許可以就他們對於猶太人、大屠殺、以色列的認識來理解這些作品。但在這裡,如何評斷一部作品的連結僅僅在於觀眾跟影片之間,他們直接的想法。這喚起了不同的反應與議題。因為只剩影片、你、我這三者在互動。我很高興看到這樣的連結。

去年,當我來台中參加紀錄片雙年展時,我有些有趣的體會。當《攝吧!我的愛》在柏林影展、德國或美國放映時,觀眾的焦點大多聚集在猶太人與德國之間的關係,在寬恕與大屠殺之間。但這部片在台灣放映時,觀眾首先是一陣沉默,接下來才開始謙和、害羞地發言,他們注意到的是影片後半部教會對影片另外一位男主角的壓迫。他們感同身受,因為他們也有這樣的經驗。這正是影片要到世界各處放映的原因,激盪出不同的火花。

去年,接待我的是一位二十七歲的女子,她看完作品之後,決定要跟她母親談談,這正是我拍攝紀錄片的原因。那女孩在電影中感到非常接近她的感覺。有時,需要遙遠的德國舞者跟以色列導演,才能讓我們重新回到自身。這正是藝術的能耐。

 

問:導演在拍攝這麼私密的東西時,怎麼知道何時要停止?

答:必須不懼怕地去拍攝,畢竟這只是一部電影,你永遠可以在剪接的時候把東西拿掉,因此我在拍攝的時候會更往極端走。在《攝吧!我的愛》這部作品中,你可以看到影片的後半有一個七分鐘左右的長鏡頭,是個聖誕節的場景,我的伴侶在那個場景當中有些非常親密的表現。這需要勇氣才能拍攝,但我之後也會去問相關的人,徵求他們的同意,他們會回答我說這是你的,你可以做你想要作的事情。

這其實與電影語言相關,不是客觀的去檢視,而是讓觀眾在真實時間中看到。我不會藉由說明或旁白來導引觀眾,而是邀請你一起經歷我的生活。畢竟你暫時離開了你的生命來體驗我的生命。影片也許沒有辦法拍下所有事情,但可以捕捉到大部分的事情,比如說《紙娃娃》當中的跨性別工作者,或是《嚇到我了》當中恐同的青少年,他們還可能以毆打同性戀為樂。這是我要讓觀眾看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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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:導演常常將自己放入影片中,接受攝影機的考驗,可以問問導演為何要這樣做嗎?

答:其實這不是一個邏輯上的決定,而是所有事情都是一體的,我不可能把我的生命清楚地分割成很多塊,在不同的時間扮演不同的角色。這也是為何在德國放映時,觀眾對我對待母親的態度很生氣的原因。但有些觀眾也說,我在《紙娃娃》當中扮演的角色,正讓他們得以進入影片當中,接受著導引慢慢了解他們的生活。 

有人會覺得,暴露這麼多自己感覺很怪,但其實對於拍攝者和被攝者之間的關係來說,要求他們呈現自身而將導演自己藏起來其實很不公平。我的影片一開始也許是從外部開始,如《嚇到我了》,但隨著時間的演進,他們也變成我生活的一部分,我無法在他們跟我之間築起一道柵欄。我的作品的源頭是欲望、激情與人物的感情,而非智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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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:我們知道近年來在台灣私小說很風行,就是將自己當作事件的化學成分,隨著事件發展並自我剖析,面對自己的情感,導演在剖析自己時會感到焦慮會恐懼嗎?

答:我覺得這要回到文學跟電影語言上的差異。影像以呈現自身說故事。你很難將角色或導演等等分的很清楚,而你必須尊重觀眾,託付這份信任。有些人拍紀錄片的方式是開頭五分鐘就跟你說明這部片在講什麼,你必須被我說服,剩下的一百二十分中只是佐證。但我是從另一個方向著手,讓影片開放,這樣才給你更多的自由。我想你可以說我的作品的某個面向是關於「有個問題的人」,他有著與人溝通的問題,面對親密感的困難。

這種著迷,或是為何需要攝影機的問題,你可以在《失去王冠的皇后》中看到,在持著攝影機二十年之後,我才開始知道這對我的意義是什麼。我想這應該不是最差的那種著迷,不是暴食呀,也不是戰爭。(笑)

 

問:在你的影片當中,你不僅僅是談論同志,而是以同志身分來談論各式各樣的問題,可以請問導演下一個關注的議題是什麼嗎?

答:我想,我們應該要達成的目標可以說是是「同志的普遍性」(normality of gay),意思是,同志身分就像其他身分一樣,沒什麼,而不是拍出一部同志影片請所有同志來看。我接下來有兩個計畫,一個是關於以色列的現代舞團,抽象舞蹈。另外一個則是愛滋病的議題,因為愛滋病在以色列是不能被談論的議題,而這部作品當中將會進入一位在倫敦的以色列愛滋同志,讓觀眾感受他的生命。

當我父親看了《紙娃娃》後,他感到很困惑,因為他很保守與傳統,而他的教育教導他無需同情這一些人,但是看了這部影片後,他開始有些困惑的情感,不知道如何應變,這就是我想達成的。《紙娃娃》這部作品拍了五、六年,改變了我的人生,也讓我得以讓他們的身影被看到。他們很像是街上的影子,沒人注意他們的處境、夢想與人生,不知道祖父母正被這些菲律賓人所照顧。但我有個朋友看了這部作品後,第一次跟他們家的菲律賓人聊起天來,真正開始把他們當作「人」來對待。 


問:可以請問導演對於台灣同志或是同志場所的印象嗎?

答:去年,我去台中紀錄片雙年展時,有請工作人員帶我去這樣的地方。一開始他們說台中沒有類似的地方,後來我們就去了一家同志酒吧,裡頭的氣氛有點陰暗、深邃,好像什麼事情都在黑暗當中進行。也許我是錯的,但這是我對台灣同志的印象,或是大眾的印象:「你是同志,好,作你想要作的事情,但離我們遠一點。」所以這裡的生活好像得分成兩種,同志必須過著兩種生活,他們好像不相信自己可以完全地作為同志過著自己的人生,這是我們需要改變的。

還有兩件事情,當我在《攝吧!我的愛》進行座談時,有些觀眾覺得同志的形象好像是很陳腔濫調的,必須要很花枝招展、色彩鮮豔。但同志的生活其實非常豐富。在這裡,觀眾很驚訝於在影片當中,我把伴侶直接帶回家,在台灣的文化當中好像因為傳統壓力讓這是不可容忍的,但我認為現在就把你們的伴侶帶回家,開始改變,開始餐桌上的革命,這是重要的。

另外一件事情是,當我十年前帶著《嚇到我了》來台灣參展時,我去了某個同志場所,當我走出來時,我看到一位六十幾歲的老年同志坐在長凳上,有點憂傷。我問他在這裡做什麼,他開始跟我解釋自己的人生歷程,有著三個小孩,妻子不知道自己的同志身分。他還說,在他那一代,很多人都像他這樣。這是很動人、有力的段落,只是我後來找不到他,無法取得他的同意使用。

在以色列,我敢說我們是更恐同的社會,我們有軍事問題、猶太血統問題、聖經的問題,這讓以色列非常的傳統。但隨著我們在社會的各處慢慢的改變,一加一加一加一成為一個社群之後,事情真的在改變。以色列現在的情況就很不錯了,由其是台拉維夫,不敢說很好,但大有改進。我覺得你不能放棄你在生命中是什麼,如果你放棄了,那生命就如同牢籠一樣。

而這就是我拍紀錄片的原因,拍攝真實的人們與生活,人們在影片內外並無分別。不像劇情片一樣,你也許看到演員名單你知道史翠普演誰、德尼洛演誰,但是紀錄片當中,那個人演的正是自己!

今年金馬影展聚焦在我的酷兒影片上,我感到很榮幸,好像是以色列來這裡的大使一樣。這在以色列也不是小事,我將會記得今天,2011/11/11日,台灣對於這件事情的關注證明了自己正是亞洲特別的那個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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